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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3年9月24日
6:00pm
地點：通識中心會議室
主題：第三章20~25節
內容：
補充資料
◆密爾(Mill)的理論，人口與財貨資本是不可能永遠增長的，量的成長終究要轉趨於質的發展上。
古典經濟學者認為，經濟會自然地結束於定止狀態，薪資會達到維持生活的水平，而多餘收入將成為地主的租金；資本家得不到任何剩餘的利益，因此也就喪失了追求成長的誘因。靜止狀態，密爾卻是持歡迎的態度他認為，「人口與資本的定止狀態，意味著人類不斷的改進；」事實上，更大的可能在於「生活意境的增進……當人們的心智不再醉心於所謂的成長進步。」他相信主導生產的律法，並非那麼深刻地影響著分配的決定─也就是說，維持生活的薪資，並非定止狀態的必要條件。簡而言之，他是贊同永續發展的─非成長的發展─，也就是要以質的改善取代量的增長。
◆休謨被視為功利主義者，也是經驗主義派哲學家著作「人性論」中論『鬍子』從實然到應然的論證"No ought from
an is" 。從「是」過渡到「應該」，是慾求所驅使！
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作出論證，來證明自由主義的主張。他認為：自由主義的主張之所以是正義的，之所以應該被每個人接受，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是因為這種主張對社會有用。這一說法能說服別人嗎？今天的很多國家都對富人實行高額累進稅，這種做法對保持社會平等，減少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具有很大作用。可是，雖然有很大社會作用，卻不意味著富人們會自覺自願地服從，如果按功利主義的說法去對富人說，富人甚至會反唇相譏：你們為什麼不尊重我的財產權？為什麼不給予我平等的國民待遇（和窮人按同一稅率納稅）？為什麼社會不考慮我個人的權益呢？這樣的社會正義何在？所以，對一個個人而言，社會規範沒有什麼"對誰誰有用"這一說。
◆叔本華被視為是悲觀主義者，認為上帝樂於喚起人們的陰暗面更勝於光明且積極的一面，懷疑上帝是否完美？他的體系是康德體系的一個改制品﹐然而是這樣的改制品：叔本華保留下來物自體﹐但是把它和意志看成是一回事。他主張知覺作用所認為的我的身體其實是我的意志。康德曾主張研究道德律能把我們帶到現象的背後﹐給予我們感官知覺所不能給予的知識﹔他也主張道德律根本是關乎意志的。在康德看來﹐好人和壞人的差別是物自體世界裏的差別﹐也是關於意欲的差別。意欲必定不屬於現象界而屬於實在界。和某個意欲對應的現象是身體的某種運動﹔就是據叔本華講身體為現象､意志為其實在的理由。
對於一個個人來說，社會規範、道德原則就是絕對命令，沒那麼多廢話。你富人最好能自覺從社會總體利益考慮，如果不能，社會就要訓導你這樣想。而且，用社會性功利來論證，難以在人們心中形成對道德原則的確信。如果一個人問："人為什麼不能亂倫啊？"你不能對他說："因為亂倫會導致家庭關係混亂、子女扶養危機。"你要是這樣說，他就會說："那我偷偷默默的還不行嗎？我保證不會造成家庭關係混亂、子女扶養危機這樣的後果。"這樣亂倫禁忌就會動搖，嚴重的社會後果就會出現。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康德才要堅決反對把道德律令功利化，認為道德律令作為一種至高無上的價值存在，和其他任何東西無關。其實康德的這一主張，也是在古今中外無數人民心中存在的事實，這一事實保證了古往今來各種社會體得以穩定存在；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每個人心中都必須有一個"超我"。
在此無法詳盡的敘述和解釋羅爾斯的複雜推論過程，只能簡要地分析這個推論過程面臨的困難。這就是，如果希望通過「原初狀態」設置出萬民法的基本原則，並要求各民族社會都接受萬民法，那麼，它就必須完滿地回答下述幾個問題：
首先，為甚麼萬民法的產生需要以按照政治的正義原則建構起來的社會為出發點，而不是以世界的總體狀況、從全球的原始狀態來出發討論呢？對此羅爾斯含糊以對，只是說可以嘗試不同的方案並加以權衡。但他的基本理由顯然是：第一，他對「公平的正義」的討論是以國內社會為起點的，而民族作為被政府組織起來的法人團體正以某種形式遍布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萬民法的所有原則和標準應該能夠為那些對公共輿論有所反省的民族及其政府接受。第二，羅爾斯顯然還考慮到了社會與文化的差異問題。「對於包容一切的或全球性的原始狀態而言，困難在於自由觀念的運用更為困難。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被認為是無視人們的社會文化，而把個人當做是自由的、平等的、有理智的和合理的……這會使得萬民法的基礎過於狹隘。」（羅爾斯，1993）換言之，要想使萬民法獲得不同社會的廣泛認同，就必須建立一種更為普遍的自由理念，它應該在考慮不同社會之間的差別的基礎上提出更加公平的原則，但卻不包含民主政體的平等主義特徵（即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機會的公正和差異原則）。
其次，即使我們認可羅爾斯的推論前提，但仍然需要追問：怎樣才能保障不同的民族之間構築出公平的條件，並通過代表設置規定出萬民法呢？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設置所許諾的「公平的正義」和平等原則是否能夠保障人們的文化差異得到「承認」呢？這裡涉及的是「原初狀態」假定的平等的性質問題。「原初狀態」的「平等」設置是建立在「無知之幕」的基礎上的，即各派不知道領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少、代表其基本利益的民族的相對力量的強弱。正如「政治的正義」要求所有人都應該以一種無差別的（difference-blind）方式相互對待、相互尊重一樣，萬民法也要求各民族在無視文化差異的情況下以「公平的正義」作為共處的原則。換言之，這種普遍主義的平等並不包含泰勒所謂「承認的政治」的意思。「承認的政治」堅信，對於特定認同的承認與尊敬是任何一種社會安排的前提條件。如前所述，「承認的政治」也是從現代平等觀念中延伸出來的，但它無法在「無知之幕」背後確定平等的條件，因為「無知之幕」的特徵就是遮蓋群體的文化認同、社會立場或政治經濟條件。從這個角度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並不必然創造出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社會主體性的一部分的相互尊敬，「無知之幕」創造出的平等狀況並不是對差異的認可。既然正義理論的設置無法創造出一種具有公共可見度的政治，那麼，它也就不可能消解當代的「文明的衝突」，並在萬民法的基礎上建立平等的政治關係。
不僅「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的預設包含了排斥性的內涵，而且「重疊的共識」本身也不可能對各種信念、道德和哲學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羅爾斯沒有意識到的是，只是在政教分離的歐洲政治傳統內部，才有可能把諸如信仰、宗教和道德問題放置在「政治」之外加以考慮，從而「政治的正義」不可能是真正超越特定傳統的，它仍然是一種實質性的觀點。在涉及各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與政治價值的衝突時，羅爾斯堅持各種非政治價值必須服從於政治價值，從而他的「重疊的共識」的中立性變得極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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