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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4年1月26日14:00--17:00 Ken Loach的世界觀及展示世界觀的物質基礎 文／馮建三•1998.8.29 在台灣看Loach的電影，談他的電影，既可以說是一件非常不搭調的事，也可以說是一件非常必要，值得大力倡導的事。為什麼這樣說呢？第一，Loach 的世界觀，或說引導他拍片的問題意識或社會觀察之立場，在台灣幾乎不存在，不但不存在於製作電影的人（或許是因為不可能， 我們拍的片子所剩無幾嘛），也不存在於學術界的討論或政治人物的言談。第二， 30多年來，Loach之所以還能透過音像媒體，源源不絕地展現這個世界觀，除了他個人的質素，另有我們或許可以稱作是物質或制度基礎的支持，而這在台灣也並不存在。 既然 Loach 的電影之世界觀與物質支持，都不存在於台灣，看他的電影，反應也就可以是兩極的。一種是其人的電影，相去我們的經驗太遠，所以有什麼好談？不談也罷。另一種是，既然其人所展現的意識，這裡完全欠缺，而這種意識又很重要，所以正值得我們引介，用以刺激、惕勵國人。 我所說的 Loach 之世界觀是什麼？支持他的世界觀得以展現的物質、制度基礎又是什麼？ Loach的世界觀分作兩個層次來展現。 先說宏觀層次，他的世界觀是我們所存活的體制，亦即所謂的資本主義，能否被成功地挑戰，如果對它的挑戰至今沒有成功的經驗，也就是所謂的實存社會主義， 既然不是我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模式，那麼，我們還能怎麼辦？Loach的作品沒有提供答案，也不可能提供，但他仍然把這樣的問題意識放在心中，進而表現在作品，就已經讓人十分驚訝；再者，我相信他至少是告訴了觀眾，主宰我們生活的資本體制，他不喜歡，而在這樣的否定當中，Loach 已在最低限度裡，指出了他比較首肯的方向，也就是他願意肯定努力對抗這個體制的人與事。在1986年的Fatherland，Loach經由東德異議歌手轉赴（「投奔」）西德，並至英國找尋父親蹤跡的故事，既對東德有所抨擊，也對西德當局想要藉他的「投奔」來證明資本體制的可取，嗤之以鼻。歌手最後找到了父親，發現其父對俄共幻滅後，竟然可以先事法西斯，後事美國，並發現其父企圖以嘲弄妻子至俄參與打擊法西斯的意義，掩飾自己的虛無；於是，父親問他是誰的時候，歌手不願透露身分，父親喃喃貶抑母親赴俄的選擇之際，歌手馬上糾正父親。歌手連續兩度否定父親，應該也傳達了Loach對於歷史事件的臧否立場。1995年的Land and Freedom，固然透過 1930 年代西班牙內戰，控訴了史達林，說明了並非所有左派、也並非所有「民主」國家都反法西斯，但劇終卻是以英國社會主義者William Morris的詩，作為主角的蓋棺論定：戰鬥者留其痕跡，後續終將有人。 Loach 在微觀層次對資本體制的記錄，那就更多了，多到有些人說他老調重彈， 但這麼說的人卻忘了，在所謂繁榮景象的背後，本來就一直存在著殘忍、不人道、沒有希望與沒有前景，我們不是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嗎？那麼，所謂重複，不就相當必要，尤其，對於健忘的人與社會，更有必要。因此，從另一個角度，所謂重複，不正說明Loach能夠堅持，貫穿在他創作生涯的主軸之一，就是對「底層生活」的人與事之記錄，見證了這個時代，不斷透過記錄，激發人們思索當下的社會現象嗎？從早年的Cathy Come Home到今年My Name is Joe，從無殼蝸牛到只能依靠失業金維持生活的人，底層人們的生計並沒有改善，只有每況愈下，在Joe片中，Loach讓觀眾看到了賣淫、賣毒與無業者的某些必然之瓜葛。西方福利體制的「福利」兩字，未免諷刺，坐領救濟金，無可事事，偶爾只能小小捉狹，搞幾件體面的球衣，踢場足球，生活就是這樣，就只能這樣了，這樣就叫「福利」了，但怪誰呢？何況，能夠這樣都已經是滔天之幸，就真的是「福利」了， 你看連恩在片中的遭遇，除了自殺了事，又還可能有什麼出路？可見能夠不自殺，就真正是「福利」！ 接下來，我們再簡單回顧Loach創作過程的物質基礎。與當前許多英國知名文士相同，Loach在1960年代初期進入BBC受訓，然後開啟其音像生涯，直到前年，雖然離開BBC已經很久，Loach在BBC晚間黃金時段，仍有物浦碼頭工人的新聞紀錄片Flickering Flame之播放。我們可以說，BBC乃至於其他英國私人或公營電視機構所提供的資源，再加上晚近 Loach 涉足電影，也從英國國家及歐洲聯盟的影視公積金，得到部份資源，他才得以記錄、創作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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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庚 大 學 通 識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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