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3年3月29日10:00--13:00
地點：台北市新生南路紫藤蘆
主題：1979 ( 頁1-54 )
流程：

Raymond Williams 年表

一、億兒時

Williams出生和成長於Pandy這個小地方，面積大約是12平方英里，大約400的人口數散居其中。這種稀疏的散居形態，在當時威爾斯鄉村地區是很常見的居住形態，因此農莊與農莊之間（每個農場大約60-100畝）大約相隔1/4 英里，相互遙望；Williams家沒有農地，因此住得比較集中，共有6戶人家聚居在附近。村裡只有一所小學，由當地威斯爾教會（一所教堂、一間浸信會禮拜堂和一間長老教會禮拜堂）控制，另外還有四家小酒吧。

Pandy是一個農業村落，每個農莊都是由小家庭構成（「小農經濟」？）。Willaims的父親曾在農場幫傭，15歲時擔任當地鐵路搬運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歸來，擔任信號員住助手，後升任信號員。因此，Williams成長於一個非常特殊的情境，一個典型的小農鄉村社會形態與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鐵路工人，當地約有15-20戶靠鐵路吃飯）糾結在一塊。後者是有工會組織的工資勞動者，有較寬廣而不侷限於小農村的社會觀與人際交往關係，但他們也同時很「在地」，與當地的家庭農場互動密切。

鐵路那頭，當地人感受到從東邊（英格蘭）來的壓力，因為當地剛好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邊區交界地帶，感覺很邊緣、很疏離。

當地農場即使到今天仍然低度資本化。農人子弟年紀很小就開始從事勞動，經濟壓力大，因此傾向晚婚。手頭可運用的現今很少，全都投入在牲口和農舍上面，因此手上的現金通常比那些非常低薪的工人還要不如。現今的農場規模不大，但一百年前農場數目可能是今日的兩、三倍，可以想像以前農場規模要小得多。

兩次大戰期間，當地工作機會少，無地農工只好外流至伯明罕等地：女孩是第一批，外流從事家務幫傭，後來男性也不得不赴外地找尋工作機會。與此相比，鐵路信號員的工作算是很不錯的，因為被認為是鐵飯碗。這在今天聽起來可能會令人覺得很諷刺，但在1920及1930年代，跟鐵路有關的工作被當作是穩當又報酬不錯的工作。

當地這些鐵路工人與農人的關係不錯，Williams父親的好友通常是農人，有時在農忙時父親會幫他的農人朋友，而農人朋友也會借一小塊地給父親種種自己家要吃的馬鈴薯。

當地鐵路工人全部都是工黨支持者，有大量閱讀習慣，常在無事時在電話上和外地的鐵路工人互通聲息，接觸較廣的社會網絡。

當地農人多為浸信會教徒。父親敵視宗教。祖母健在與他們同住時，被送去禮拜堂；稍長，被送到教會。後來，他拒絕堅信禮，但也為在家裡頭引起什麼波瀾。

Williams家不說威爾斯語，因為該區早已在1840年代就被盎格魯化（通常被描述成「當母親們不再教小孩威爾斯語」的年代）。除此之外，學校強力而刻意地消滅威爾斯語，包括懲罰在學校講威爾斯語的小孩。當地多數人現在多不會講威爾斯語。當地慶典活動會吟唱一些威爾斯語的詩歌，學校也會教一些。

Williams自敘早年（特別是就讀文法學校的時期）對這些威爾斯語的詩歌活動（有意的民族主義）非常反感，認為那是威爾斯不順服主義的極端狹隘表現。及長方知，文法學校存在的目的即在於盎格魯化，強加全面的英格蘭導向，使得他完全失根（被與他的Welshness切開）。結果使他抗拒自己的Welshness，直到三十多歲的時候，Williams開始讀本土歷史才瞭解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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